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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傳銷案件違法性質認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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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2014年4月底,當事人湯某在邱某電話邀請下,逐漸接受并參加江陰星辰集團直銷項目。該項目運營模式主要包括:加入該項目先在該公司網站(藏寶網)注冊成為會員,公司要求新加入會員購買一定數額(具體分為3600元、7200元、1.2萬元3種級別)的公司產品;每個級別會員具有不同經營權限和提成比例,新加入會員需要介紹兩個以上人員成為新會員并購買公司產品;下線會員購買產品時,上線會員可以獲得貨款的8%至15%作為提成;下線會員再發展的下線會員購買公司產品時,上線會員也可以按照一定比例獲得提成。
  當事人湯某在公司網站上注冊會員,并匯款1.2萬元在藏寶網購買產品,開始從事傳銷活動。后湯某陸續發展韓某、姚某兩個下線會員參加該傳銷活動,獲取相應提成。韓某又發展了四五個下線會員,韓某發展的這些下線會員成為湯某參加江陰星辰集團直銷項目的間接下線會員,湯某也由此獲取相應提成。后江陰警方破獲藏寶網電子商務平臺涉嫌組織、領導傳銷犯罪活動,依法封存相關貨物。
  因投資失敗矛盾激化,湯某被其下線成員以詐騙錢財為由扭送至公安部門。公安部門以當事人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對其刑事拘留并展開調查。經深入調查公安部門確認,當事人相關行為不構成犯罪,遂將此案書面移送市場監管部門調查追究湯某的行政責任。

案件分析
  傳銷行為以欺詐方式蠱惑人心、騙取他人財物,違反社會的公序良俗,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影響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理應受到法律的嚴厲打擊和制裁。本案當事人湯某及其介紹的直接下線成員韓某、姚某等人及其他間接下線成員,均參加了江陰星辰集團直銷項目組織的傳銷活動,符合《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第一款第(二)、(三)項規定所指的傳銷行為特征,構成從事傳銷這一違法行為。
  公安機關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調查當事人的刑事責任,是否意味市場監管部門也應該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調查當事人的行政責任?當事人的行為究竟是涉嫌組織、領導傳銷行為還是涉嫌介紹傳銷行為?筆者認為當事人的行為只是涉嫌介紹傳銷行為。
  第一,公安機關只能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調查當事人。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傳銷活動犯罪只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沒有單純的傳銷活動罪或者介紹他人傳銷活動罪,所以公安機關在查處傳銷活動類犯罪時,只要認為當事人開展傳銷活動,無論當事人的具體傳銷犯罪形態如何復雜,都只能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立案調查。同時,只有傳銷活動達到較大規模、社會危害程度較大且當事人在整個傳銷組織和活動中居于領導、核心地位時才構成傳銷犯罪。本案雖然傳銷性質惡劣,但無論是層級和傳銷人數,還是數額和社會危害后果,與犯罪尚有差距,難以認定構成犯罪。
  第二,當事人的行為是介紹傳銷違法行為。
  明確了本案只是一般違法行為,當事人的違法行為到底是組織、領導傳銷違法行為還是介紹傳銷活動違法行為?顯然,組織、領導傳銷違法行為和介紹傳銷活動違法行為是兩種性質迥異、社會危害程度不同、行政處罰幅度差異很大的違法行為,準確認定違法行為性質具有重要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于2013年11月聯合頒布的《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下列人員可以認定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一)在傳銷活動中起發起、策劃、操縱作用的人員;(二)在傳銷活動中承擔管理、協調等職責的人員;(三)在傳銷活動中承擔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四)曾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一年以內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行政處罰,又直接或者間接發展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十五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人員;(五)其他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筆者認為,考慮到具體行政行為必須依法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和監督,這里所指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定不僅適用刑事案件,對行政案件的調查處理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本案當事人是否符合上述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的構成條件?筆者認為,本案當事人的具體行為不能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違法行為,理由如下:
  第一,當事人湯某只是江陰星辰集團直銷項目傳銷組織中的一名普通成員,其介紹下線及其間接下線從事傳銷活動是按照該組織的統一規范和要求進行的,每一個被蠱惑參加的成員都在極力引誘、鼓動、介紹他人參與,只不過當事人湯某最終成功地介紹了下線及間接下線參與傳銷活動,并獲取收益(違法所得),而大多數成員沒有介紹成功而已。這只能是當事人湯某與普通傳銷成員的區別,而不能作為湯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違法行為的依據。當事人湯某在傳銷組織設立和發展過程中,從來沒有具有組織、領導相關活動的地位和權力,也沒有能力、機會決定和參與該組織任何傳銷活動的決策、指揮。
  第二,當事人與其介紹參加的下線及其間接下線不是作為一個團體參與到江陰星辰集團直銷項目傳銷活動中,他們是作為個體平等參與到傳銷組織活動中,參與過程中互相并無指揮或隸屬關系,當事人也沒有違反相應的“傳銷規則”,沒有占有下線及其間接下線的應得“利潤”。在其下線及其間接下線參加傳銷活動過程中,當事人僅僅起到介紹他人參與的中介作用,并未對其下線及其間接下線參加傳銷活動發揮指揮、領導、誘騙及脅迫作用。所以,當事人不符合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的相關特征,其行為也不能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違法行為。
  傳銷類型違法行為中既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違法行為,也有介紹他人參與傳銷活動違法行為。行政執法部門查處傳銷活動違法行為時,需要按照相應的具體違法構成將違法行為準確定性。本案當事人湯某在加入傳銷組織后主動參與,積極介紹他人成為下線成員,共同參加傳銷活動,構成《禁止傳銷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所指的違法行為。

案后思考
  《禁止傳銷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組織策劃傳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非法財物,沒收違法所得,處5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的罰款。”“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加傳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非法財物,沒收違法所得,處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違法行為具體性質不同,處罰幅度差別很大。當事人實施了違法行為,當然要追究其行政違法責任,但過罰相當的行政處罰原則意味著當事人只需承擔有限責任而非無限責任。作為行政執法機關,既要保證嚴格執法,彰顯法律的尊嚴,同時也要承認、尊重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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